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闲话拜年

 

闲话拜年

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,中国开始采用公历计年,从此每年就过两个年了,一个阳历年,一个旧历年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又将旧历年叫春节。人们接受了“春节”这个概念,绝大多数人认为所谓春节应该是过年,在春节期间开展各种过年活动。

拜年在童年记忆里很深刻,且为令人头疼的事儿,笔者到十三、四前仍与祖父母住在一个院子里,大年初一早晨起床,就到正房给祖父母拜年,他们坐堂屋中央,孙辈们顺序过来跪在一个棉垫子磕头,真往地上磕三个响头。本来头天三十晚上睡觉很晚,第二天早晨迷迷糊糊地过来给祖父母磕头,是一件不情愿还得作的事儿。好处是祖父一高兴答应带你们去个新地方,比如白云观或者蟠桃宫玩。这算是在家拜年,还有外出拜年的活动,那才是最头疼的事儿。

直至五十年代,北京还有个潜规则,过年亲朋之间要登门拜年,但已经不全是亲自登门拜年了,而部分派遣儿子跑腿拜年,彼此并不认为缺礼,认为也有面子。见到来拜年的孩子,热情招待,有给压岁钱的。五十年代的一段时期,笔者每年都要肩负这项任务,每次心里都是叫苦不迭,又不敢不去。

在北京有许多亲戚,由于添丁进口儿,原来住在一起的,逐渐另立门户,从祖父这一支就有伯父、叔父、姑母等五六家,远亲也有五六家,加起来就是十多家,分别住东南西北城,每逢过年重要的亲戚都要派孩子们登门拜年,真是一件艰巨的任务。

笔者当年就曾经担负这样的任务,已经想不起来如此遥远的路是怎么去的,那时交通不方便,并且到人家以后都说什么,怎么个拜年法,都是小孩儿完成起来不容易的事儿。苦中也有乐,有时收到压岁钱,手里多了自由支配的钱,当然高兴。可以到厂甸买风车、买鞭炮、买玻璃球。后来压岁钱的数目增加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,压岁钱实行“新政策”,不能全归孩子,要上交,要买什么再向大人要,理由是咱们家也得给人家孩子压岁钱呢。记忆清楚的是,笔者想买一个叫“玻璃喇叭”的东西,又叫“不不登儿”,是用玻璃吹制而成,一米多长,具体讲是在玻璃圆球上接出一个长长的臂,与长臂相对的玻璃圆球壁逐渐变薄,当用嘴吹或吸长臂的端部时,由于玻璃圆球内压力变化,使其发出“不不登儿”、“不不登儿”的声音。但这件东西一直没能买成,理由是那么薄壁的玻璃球,如果破碎了,碎玻璃可能被吸进嗓子眼里。这种说法可能也有一定道理,后来玻璃喇叭果然在市场上消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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